儒、道、佛三教中的“教”，不是近代传入中国而流行的西方话语“宗教”之教，而是中华传统话语中的“道德教化”之教，包括神本宗教，也包括人本学说，着眼点不在出世入世，而在能导人去恶向善、改良社会道德风气。中华思想文化是重德性的文化，将人文与宗教融为大的文化共同体，纳入社会道德教化体系。人们将儒、道、佛三家称为三种道德教化的学说，而把入世与出世的不同放在次要地位，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处理。“三教”之说，在三教关系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流行。如北周道安说：“三教虽殊，劝善义一。”南朝陶弘景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他们说的“三教”，皆实指儒、道、佛三家。
儒、道、佛三教之间的关系
老子道家和孔子儒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主流学派。至两汉时期，道家逐渐演变为黄老之学，儒家则定于一尊。汉末道教兴起，佛教始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成鼎足之势。三教初会，争辩、摩擦、冲突难免，国家又暂处分裂状态，不能形成统一政策，但中华思想文化以儒、道、佛为轴心的格局初步形成。隋唐至清末，虽不断出现多民族多地区的多样性文化，又不断有外来宗教和文化进入，但三教合流的趋势与儒为主导、道佛为辅翼的核心格局一直延续下来，成为最具稳定性的文化三角框架。这使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有巨大的内聚力，不因暂时政治分裂和民族纷争而解体，能够长期延续发展，三教互动起了柱石作用。
由此可见，不研究三教关系史就不能把握中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主动脉，从而无法在全局结构上准确把握中华思想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和特色。
儒、道、佛三教彼此之间一直在互动中发展，这种互动有时表现为排异和质疑，更多的时候表现为聚同和互补，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可以说汉代以后无纯儒、无纯道、无纯佛，各教都吸纳了其他二教的营养而丰富了自己，甚至吸纳了其他二教的某些基因促使自身发生转型。故而不了解三教各自的特质和互动关系，也无法深入把握儒家的历史、道家的历史和佛家的历史。我们不能要求研究三教之一的专门史学者都能精通三教的历史，但要求学者对三教及其关系的基本知识有起码的了解，则是研究本身题中应有之义。
三教关系中最早发生的是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的论争与互补，而儒道互补成为贯穿两千多年中华思想史的基本脉络，铸成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体两面，林语堂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孔子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导师，老子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导师。儒道互补体现了阴阳互补、虚实互补、群己互补及人文化成与返璞归真的互补。儒道相比，儒显道隐。儒家自汉以后居于中华思想文化正宗和主导地位，指导着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和教育的发展，成为治国理政的主体思想。道家崇尚自然无为，追求个体的心灵自由，经常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处于在野地位，形成潜流，扩散到社会文化生活各个领域，不断向社会提供大道的远见和深层的睿智。研究儒道互补才能把握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并逐步与儒道两家会通，实现了中国化。这是中华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的一次大规模相遇与互融，也是世界范围内异质文化之间和平融会的成功范例。研究佛教与儒家、道家之间求同存异、互摄共荣的历史过程与经验，也吸取其中处置不当、引发伤害事件的教训，对于当今正确处理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外文化一次更大规模的碰撞、交流与互动，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任何一种外来的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要真正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不仅在政治上要爱国守法，还必须在观念上、精神上与中华固有文化主要是儒道两家思想相融合，使之中国化，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否则便会水土不服，不能健康生长，还会由于格格不入而发生冲突。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特色，这特色是中华优秀文化赋予的。西方文明成果也要与中华文化磨合，才能真正为中国社会充分接纳。
儒、道、佛三教合流的历史很长，覆盖面很宽，对中华精英群体的性格和大众民俗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都有普遍而深刻的影响。研究三教关系与三教合流思潮的扩散与下移，有益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士阶层的性格特征和民众的信仰、心理、习俗的中国模式。例如，三教或二教共信，人文与神道交融，信仰上具有“混血”的特点。这样可以摆脱西方二分对立的思维方式，用符合中国实际的整体性、统合性思维方式与话语来解说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换句话说，研究三教关系史可以更准确地重新认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进而对中华思想传统加以鉴别，取其精华，剔其糟粕，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毅勇、仁和、博厚、文明的民族精神，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儒、道、佛三教之间的内在结构
从儒、道、佛三教之间的结构关系而言，具有三元性，人文与宗教可以互制互鉴，形成多元文化互动的良性机制，从而避免了一元文化独占而带来的单一性和文化专制主义。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发生欧洲中世纪基督宗教神学垄断一切、哲学与科学成为神学奴仆的局面，中国中世纪的思想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以三教为内核，还有四教、五教等多种信仰文化共聚于中华沃土。儒家偏重于现实人本，道德理性发达，而对于来世、彼岸存而不论或轻描淡写。道家重生贵养，向往长生逍遥，为民众提供逢凶化吉的宗教服务，而忽略于治国理政。佛家慈悲行善，以智化愚，相信因果报应，为民众提供净土和来世幸福的梦想，而对社会问题关切不够。儒家与道家、佛家的互补，是人文与宗教的互补，儒家的人文理性提升了道家、佛家的宗教理性，从而有效避免了中国宗教向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发展，加强了它们的人道主义意识与温和中道风格，形成济世为善的传统。道家、佛家的出世信仰和彼岸向往，弥补了儒家世俗主义的不足，使得儒家保留对天命鬼神的敬意，坚守慎终追远的传统，重视神道设教，用以解答百姓对善福相悖的困惑与死后问题的关切。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儒家关心当下世界，道教延长现世生命，佛教负责身后世界，三家分工合作，共同为中国社会文明服务。人文与宗教良性互动的结果，作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儒家对于宗教的态度就是温和与包容的；作为宗教的佛道二教则把行善积德、尊重生命作为第一教义，把爱人作为爱神的必要前提，使神道与人道高度统一起来。佛教自称其教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道教则谓“积善成仙”“功德成神”。
再进一步，儒、道、佛三教中的每一教（教化之教）内部其实又可分为两家，即三教六家。儒是礼文化，内部可分为一教（宗教）一学（哲学），即有敬天法祖教和儒学。前者是周代传下来的宗教，成为中国人的基础性宗教和价值源泉；后者是孔子、孟子、荀子创立的人学，以人为本，以道德教化为宗旨，成为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支柱和中华思想史的主导。敬天法祖教有教（宗教）而无学（哲学），儒学有学（哲学）而无教（宗教），两者既并行发展又交叉互补，共同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正宗信仰和基本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由于有儒学而走上“清明安和”的人本主义道路，由于有敬天法祖而能“神道设教”，推进道德教化。
道是道文化，内部可分为老庄道家哲学和神道道教。老子、庄子创立的道家是哲学而非神学，认为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乎自然，不求长生，不拜神仙，不谈符箓科教，而追求精神自由和返璞归真。道教以老子为太上老君和教主，崇拜三清四御及诸神，追求长生不死，建立教团制度，实行斋醮、炼丹、祈禳活动，是中国式的宗教。但二者又共同尊崇大道，礼敬老子，重生贵养。老子是道教的导师，他引导道教坚持弘道明德的方向；道教是老子的功臣，它使老子哲理普及到民间。
佛是禅文化，内部可分为宗教即佛教与哲学即佛学。佛教是宗教，认为释迦牟尼佛和诸位菩萨是超人间的神灵，有大慈大悲，能救苦救难，要求信众对之顶礼敬拜，可以祈福消灾；要相信轮回转世、因果报应，多做好事，求福来生。佛学是哲学，认为释迦牟尼是大觉悟者，他给人以般若智慧，以破除由于无明和贪、瞋、痴引起的烦恼，净化心灵，达到“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由于有佛教，生活在苦难中的广大信众追求未来幸福之梦便有了寄托。由于有佛学，佛教便成为哲理性参悟之学，生活在烦恼中的知识精英便可以用来修心化性，追求安详的人生。佛教使佛家普及，佛学使佛家提高，两者又相得益彰。
由此可知，在中国思想史上，人文哲学与神本宗教并不对抗，而是近而不混、不即不离、相互包纳的关系。认清三教六家，可以把三教细化，遇到具体问题时作具体分析。
三教之间不是平行的三足鼎立，而是以儒家为主导、道佛为辅翼，因此具有向心性，即以儒家的“五常八德”为基础，把道佛二教和其他宗教凝聚起来，形成比较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样能有效避免散化和冲突。例如，魏晋道教思想家葛洪讲“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南天师道陆修静提出，道教的宗旨是“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北宋僧人契嵩说“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明代佛教憨山大师德清说“舍人道无以立佛法”，“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可知道佛二教在宗教道德上不另起炉灶，只是用“神道设教”方式“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在儒家主导的同时，孔子儒家与老子道家互补，一阴一阳、一显一隐，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主脉，共同推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三教合流的趋势。然后把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显扬起来，向中国伊斯兰教、基督宗教、民间宗教及其他宗教辐射。两千年中华思想文化在动态中形成的结构，可用“一、二、三、多”来概括。“一”是儒家主导，“二”是儒道互补，“三”是儒、道、佛合流，“多”是包纳其他宗教和外来文化。这个结构模式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撰稿人：牟钟鉴
来源：《中国宗教》期刊
